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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交又停线路了”“广州又宣布优化几条线路”“坐公交的人越来越少了”……日前，广州公交多条线路停运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发酵。近三年，广州密集调整停运了一批公交线路，南都N视频记者统计，2025年全市公交线路较之2022年缩减134条，缩减规模约占线路总量的10%。 线路停运背后是客流量的骤降。《2025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披露，广州常规公交的日均客流量仅有249万人次，2019年为611万人次，六年间降幅近六成。地铁网络不断完善、市民出行选择日趋多元，让常规公交的吸引力持续走低。 线路精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公交覆盖范围收缩，服务难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服务体验变差又进一步降低居民乘坐意愿，公交行业就此陷入客流下滑、线路缩减的恶性循环。近两年，公交行业开启了一场“短小精悍”的转型，地铁快巴、羊城小巴、易搭巴士等新型业态应运而生，这些新线路以“短途接驳”“按需响应”为特征，试图提升公交的吸引力。 为探寻转型实效，南都N视频记者实地走访全市多个公交站、地铁口，体验地铁快巴、易搭巴士等代表性线路，对话社区居民、通勤族、学生，感受转型带来的实在变化，也了解这个过程中仍需改进的不足。 地铁快巴西塱M01线。 现状走访 平峰期冷清，公交不满座是常态 早上8点，番禺区万博中心总站，一辆51路公交发车前往天河天平架方向，始发站人不多，随着车辆行进，在番禺区、海珠区住宅区集中的地方，通勤人群变多，富丽、大石桥南、上漖等站，上车人数始终保持在高位，车厢内也挤满了乘客。从广州大道南（叠景路口）站开始，下车乘客多于上车乘客，到了终点站，车上只余数人，南都N视频记者在高峰期搭乘该线路时，发现客流整体呈现上述特征。 而在平峰期，51路车辆上乘客不多，有些时候都不能坐满。不仅这一线路，在非高峰期，一辆公交车经常只载着一两名乘客，而这在六七年前是很少出现的情况。 早高峰，等待发车的51路。 公交曾是广州市民出行的核心载体，2015年日均客流量达700万人次，比地铁要高，站台人头攒动、车厢座无虚席是城市日常图景。2020年开始，公交客流迅速下降，到2025年仅有249万人次。相比之下，2025年地铁日均客流量达931万人次，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量约968万人次，地铁线路的增加和城市出行方式选择的增多，让公交地位逐渐下降。 客流锐减直接影响公交企业营收，票款收入大幅缩水之下，企业被迫通过削减线路、压缩班次控制运营成本。近三年，暂停运营的公交线路超130条，约占全市总线路的10%。据了解，停运的路线多是与新开地铁新路高度重合或客流量极低。一位公交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相较于高峰期，企业也在减少公交班次，“客流下降太多，不可能保持原有规模。” 市民意见 等待时间长、接驳不便成主要槽点 公交停运让部分偏远地区居民出行受影响。今年6月15日起，番禺暂停营运番22B、番56、番5路。“我上班坐番5最方便，停运的话通勤成本要上涨不少。”黄女士住在番禺广场附近，工作地点位于太石片区，每日需乘坐番5路通勤，耗时约30分钟。面对即将到来的通勤“断流”，她有些无奈，后面计划先乘坐其他公交线路至公司附近，再换成摩的或出租车，补齐通勤的“最后一公里”。 家住番禺市桥、在天河中信广场附近上班的牛先生则对公交班次的缩减深有体会。他经常在晚上9点左右下班，出市桥地铁站再搭公交回家。“以往市桥地铁站附近的公交站，进站的公交车都是排着队的，现在等很久都才有一辆车过来。”牛先生说，“有几条线路到家，以前最多等3分钟就有一趟，现在最快都得10分钟。” 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了解到，等候时间长、行驶缓慢是公交越来越没吸引力的原因，加上最后一公里的公交接驳，要么没有要么间隔时间长，让公交与其他公共交通相比没有优势，服务质量难以和以前相比。 企业转型 最后一公里接驳：4分钟直达满足“通勤刚需”平峰期有需求但无车 为了改变行业不断下滑的趋势，广州公交行业近两年积极转型，加速从“大而全、长距离跨区干线”的传统模式，向“短、快”接驳服务转变，推出地铁快巴、网约定制公交等多元新业态，试图重新匹配市民出行需求。 6月11日晚高峰，南都N视频记者体验了往返于车陂南地铁站A口和穗农金融大厦之间的地铁快巴车陂南M01线，与常规公交不同，这条线路的车型相对较小，车厢内共有约20个座位。 记者在两个站点间往返了三趟，约2公里的路程，单程最快4分钟可达，车流量多时则需7分钟。晚高峰时段，客流呈现极强的潮汐性，大厦往地铁站每一躺都坐满了且过道站着乘客，地铁站往大厦则只坐了几位乘客。 “以前走过去要20分钟，现在5分钟直达，挺好的。”一位刚下班的乘客这样说到。据观察，晚高峰乘坐车陂南M01线多是在穗农金融大厦工作的上班族，以年轻人居多。两个站点的指示牌都标记有快巴的票价：2元；服务时间：07:30-09:00、17:45-20:30；发车间隔：5分钟。 地铁快巴车陂南M01线指示牌。 记者从广州巴士集团获悉，地铁快巴主要投放在地铁站与大型社区、核心商办、高等院校、潮汐走廊等场景之间，具有“短线路（5公里内）、高频次（高峰间隔5分钟）、快换乘（50米内接驳）”几个特征。 为更了解短途接驳公交的运营情况，记者还走访了万胜围M01、沥滘M01和西塱M01线等线路，几条快巴的运营情况和车陂南M01线相似，多在早晚高峰运营，客流量多具有潮汐特征。 在客流平峰期，地铁快巴不运营，虽然也有公交线路经过，但不再是乘客们的第一选择。记者走访了解沥滘M01线路时，在快巴非运营期间，地铁站外，整齐排列的电瓶车在等候载客，站点候车区可见不少市民在准备乘坐电瓶车接驳。 沥滘地铁站外的电瓶车接驳。 从地铁口出来准备前往广州之窗上班的陈小姐告诉记者，办公楼宇内安排了免费的如约专线，现场还有964、991路等公交车可往返于公司和地铁站，但这些车等待时间比较长，相比之下电瓶车会快很多。“平峰期一般都会选择电瓶车接驳，除了下雨天稍有些不便。” 记者了解到，针对平峰期也有客流的特征，有个别站也会加开地铁快巴。比如鹤洞东站客流采取“双模式”动态运营，即高峰时段采用“定站定线”的地铁快巴承接集中客流，平峰时段切换为“非定线、非定站、即时响应”的网约公交按需响应零散出行。双模式运营机制虽然满足了更多市民出行需求，但是目前加开的站点非常少。 企业转型 网约巴士：弥补公交短板随叫随到却遇绕路难题 常规公交等候时间相对较长，是市民乘客不愿意搭乘的一个重要原因。2025年初，广州巴士集团与滴滴合作推出了一款网约巴士——易搭巴士，乘客通过线上预约形式搭车。不同于常规公交“定线、定站、定时”的运营模式，这类公交采取“非定线、非定站、即时响应、快速直达”的方式运营，不过只在特定区域内行驶。 6月12日下午，南都N视频记者在知识城片区的绿地缤纷城实探了这种新型运力。16点11分，记者通过合作平台滴滴出行APP发出了一笔订单，终点设定为14号线的汤村地铁站，票价3元。 南都N视频记者搭乘的易搭巴士。 下单后约4分钟，一辆易搭巴士便出现在了系统推荐的上车点，上车点距离下单地点约100米，需自行前往。上车后，与搭乘网约车一样，向司机告知自己的手机尾号。记者观察，易搭巴士车型较小，车内设10个座位，布置和普通公交车并无太大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司机的右前方放着一块平板电脑，上面实时闪烁着路线导航与最新的订单信息。“接到新订单”“已接到乘客”“400米后掉头”……导航的电子播报声凸显出车辆不同于常规公交的特质。 此时非出行高峰，车内只有3位乘客，16点19分，记者顺利抵达终点。一同下车的一位乘客向记者表示，自己日常出行经常会选择这种“打巴士”的方式，随叫随到，比较方便。但她也指出，这种运营模式存有个缺点——由于是非定制路线，为了多接人，车辆容易绕路。“今天我是在跟你平行的那条街上车的，我上车之后，系统又重新规划了路线，绕了一圈过来接你。”该乘客对记者说。 在市民任女士看来，3元的易搭巴士，成了知识城片区公共出行的兜底补充。“知识城公交班次较少，有的地方下午6点多就没车了，如果加班比较晚就没车了，易搭巴士可以补充。”他也提到了易搭巴士的绕路问题，“有时候得打十几分钟才有车接单，甚至有些小区打不到，加上是非定制路线，需要绕路接人，坐车时间比较长。” 【转型观察】 焦点1 车费未纳入“满额打折”引热议 根据2023年发布的《广州市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调整方案》，常规公交、地铁、水巴均纳入“满80元8折、满200元5折”的累额优惠范围，但地铁快巴、易搭巴士等新型公交被归为企业推出的个性化服务，由公交企业自主定价，被排除在优惠之外。 “每天往返4元，一个月大几十块，都不能享受打折。”长期乘坐“地铁+地铁快巴”上下班的李先生说，如果纳入优惠范围，也能省一小笔钱。“但地铁快巴单程不贵，加上的确很方便，我也能接受。” 有市民还不知道地铁快巴未纳入打折范围，经常乘坐地铁快巴的梁女士是记者告知后才知晓。“广州有些地方也有接驳短线，全天开，都纳入了打折范围，地铁快巴也是接驳线路，车辆也没有特别之处，为什么不能享受优惠？”她建议将地铁快巴等新型公交也纳入优惠体系，让惠民政策覆盖全业态。 焦点2 指示需完善，用户体验待提升 记者在体验走访时发现，转型后的新型巴士，在服务细节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比如，西塱站平峰时段可按需线上预约地铁快巴，但现场的告示牌上未能明确指出平峰运营时间可预约乘车的信息，有市民并不知晓该条线路还能提供响应式服务。现场指示牌提醒可在“广州公交社区”小程序了解线路信息，但该条线路线上也未提示可网约地铁快巴。 往返于万胜围地铁站B出口与黄埔村总站的万胜围M01线，高峰期乘客不少，记者走访发现，万胜围地铁站外电单车占道的情况增加了乘车“难度”，乘客体验待提升。 市民郑先生表示：“因为地铁日渐完善，加上电动车普及，对公交运营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线上服务集中在一个平台，对外指引更清晰一些，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选择预约乘车的服务，也能让现有公交车资源更加合理分配使用。” 焦点3 覆盖仍呈“碎片化”，大量区域被排除在外 南都N视频记者从广州巴士集团获悉，截至5月底，在营线路28条，覆盖22个地铁高需求站点，日均客流量2.3万人次。与之有相同特征的羊城小巴，目前有两条线路运营，分别为广州塔1号线和金沙洲1号线。 目前这些线路多集中在核心商办、高等院校、大型社区等地方，一些外围区还没有新型公交。 有南沙区市民就建议，以广州地铁18号线横沥站和万顷沙站为双核心，优化南沙公交换线和密度。以万顷沙站为例，辐射万顷沙站五公里范围内，开设几条围绕万顷沙站到珠江街人口密度高的居住区的环线，以及万顷沙站到横沥站、横沥站到蕉门站的公交线路。线路高峰时段5分钟一班、平时15分钟一班，让更多人通过坐公交快速换乘地铁。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实习生 邓子铭 编辑 杨海 校对 杨利 6月23日，被判重婚罪后申诉三十余年的郭小玲终于迎来新的拐点——山东省检察院受理了她的申诉。上个月，她还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诉，和她一起申诉的是曾告她重婚的原配丈夫任金明。 ▲郭小玲、任金明近照，两人已于2014年离婚，因为申诉又坐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1988年6月，甘肃灵台县已婚妇女郭小玲被人贩子拐卖到山东临清县，被买家李金玲以2000元“买下”后，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生活。半年后，郭的丈夫任金明通过刑事自诉渠道，起诉郭小玲和李金玲重婚。 两审法院终审判决，郭李二人均犯重婚罪，郭小玲判一缓二，未获实刑，李金玲被判实刑6个月。判决书显示：法院多次告知二人婚姻系非法，多次规劝郭回原籍，但郭“拒不与原夫和好”，仍与李金玲共同生活。 作为胜诉的一方，任金明却不服判决。此后三十余年，任金明、郭小玲不断申诉，希望法院改判郭小玲无罪。终审判决生效4个月后，郭小玲被任金明等人接回家，此后二人共同生活多年，育有一儿一女。 当年的一份司法文件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2015年、2016年，申诉分别被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被拐卖妇女被判重婚罪的案件鲜有发生。被拐卖的郭小玲获罪判刑，而拐卖她的两个人贩子却未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曾对拐卖案立案侦查，但因二人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撤销了案件。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刑法学者认为，该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仍具争论空间。 被拐妇女被判重婚罪 1989年10月5日上午10点，一起刑事自诉重婚案件在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开庭。原告任金明起诉自己的妻子和她“现在的丈夫”重婚。 1988年6月，新婚不到半年的郭小玲，因丈夫任金明去兰州打工，独自外出赶当地的物资交流会。在集市上，一个外地游商以100元的报酬请她去四川搬货，骗她离开家乡，上了火车。 她们没去四川。郭小玲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在火车上反应过来时，受到了人贩子的威胁，不敢作声。最终，人贩子带着郭小玲来到了山东临清的一个村子。当天，她被关进了一间屋子，隔天被带到李金玲家里。 根据案卷材料，李金玲花2000元从人贩子匡华英、陈佑财夫妇手里“买下”郭小玲。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生活。1989年2月，被拐8个月后，郭小玲在李家生下一名女婴。 郭小玲称，自己被拐之后没两天就发现已经怀孕，按月份算，孩子是她和任金明的。 开庭次日，法院就作出了判决，1989年10月，临清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郭小玲构成重婚罪，刑期一年，缓刑两年；李金玲也因重婚罪被判实刑6个月；法院还解除了两名被告人的婚姻关系。 原告胜诉，但任金明却不服判决，立即提出上诉。根据上诉书，任金明认为“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送回原籍。”任金明还希望法官判被告人赔偿自己在寻妻过程中的损失约1100元。 新京报记者梳理案卷发现，任金明起诉妻子的动机较为复杂，包括夺回妻子、向岳父交人、查明郭被拐的事实经过、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等。除此之外，他还怀着一种报复心理。在案卷所载的多封任金明写给司法机关的刑事诉状和信件中，均有表达对郭晓玲离家与他人生活的怨恨，并多次请求法院查处郭、李二人，为他所受伤害付出代价。 郭小玲失踪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娘家和夫家互相猜忌、向对方要人，甚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案卷中一封郭小玲父亲写给女婿的信中写道：“我女孩死我要见尸、生我要见人。” 在任金明看来，自己花了1200元彩礼把郭娶回家，新婚半年，妻子就不见了，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发现郭小玲失踪后，任金明辞去工作，半年间他到过陕甘宁三省的35个村镇寻妻，花费3千余元，但均无消息。 任金明的询问笔录显示，1989年3月，他在岳父家发现了当年1月从山东临清李金玲家寄来的信，这才得知妻子已经和李金玲结婚，于是认为岳父岳母和他人串通，把妻子又嫁给了别人。 任金明告诉新京报，这之后，他联系甘肃灵台和山东临清两地公安，想把妻子带回来，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根据信上地址去妻子所在的村外打听，但因听不懂山东方言，也不敢贸然行事，只能返回甘肃老家。 1989年1月开始，任金明持续给临清市法院写刑事诉讼状，通过刑事自诉渠道，起诉郭李二人重婚。 根据郭小玲和任金明的说法，重婚案一审开庭前几日，二人在法院里匆匆见了一面，有过简短交流。任金明这时才知道妻子是被拐卖了，但当时二人很快就被分开，他依然不知道妻子是被谁拐卖的，是否愿意回家。 案件开庭前，任金明收到了郭小玲起诉离婚的诉状，他写了一份答辩状，表明自己拒绝离婚，他强调了自己的诉求：“强烈要求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将罪犯（郭小玲）押解回娘家”。 任金明上诉后，1989年11月，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了原判。 罪与非罪 一审判决后，正处于哺乳期的郭小玲又在李金玲家生活了半年，直到1990年3月，才被家人和甘肃当地一名村干部从临清市法院接回原籍，她在李家产下的女婴则一直留在临清长大成人，2009年郭小玲才回到临清与大女儿相认。 此后，郭小玲和任金明一起生活，并生育了一儿一女。因为失踪后夫家和娘家的关系彻底破裂，再加上村里人对她被拐卖后重婚、生女一事有很多风言风语，这对夫妇只好带着孩子背井离乡，在咸阳、西安等地辗转，做小吃生意谋生。 ▲郭小玲回归家庭后，和任金明育有一双儿女。受访者供图 儿子任飞说，自己和妹妹从小在不同城市的学校借读，刚熟悉一个环境就要转学。妈妈脾气不好，发起脾气会无缘无故拿菜刀砍人，他只能拼命往前跑。 在谋生之余，郭小玲和任金明持续申诉，诉求为：改判郭小玲无罪，赔偿任金明的经济损失。 根据198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2013年废止，以下简称《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 2015年7月、2016年3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继驳回了他们的申诉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法院明确告知郭小玲及李金玲之间婚姻系非法婚姻，不应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尤其在刑事已立案后，再次告知郭小玲与李金玲的婚姻非法，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双方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明显是故意违法，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本案是对郭小玲、李金玲故意违法行为的处罚，该行为不适用《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 一审判决显示，法院审理查明，郭小玲以和丈夫的婚姻是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主要事实依据是郭小玲和李金玲的3次讯问笔录，李金玲所在村大队会计的询问笔录和一审开庭的刑事审判笔录。 以上证据都有被讯（询）问人的签名和指印。郭小玲在每一次讯问笔录中均拒绝和任金明回家：“我就和李金玲在一块过了，我死也不回去，就是坐监也不回去。”一审开庭的刑事审判笔录显示，郭小玲说：“就是解除与任的婚姻，我也不回去，与任结婚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任家欺骗了我。” 新京报记者向郭小玲求证当年是否有过笔录中的说法，是否签过名、摁过指印，郭小玲称“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我没有不回去的想法，我做梦都想回甘肃。”郭小玲补充，她在李家起初被“关起来，全家看着”，后来她趁人不备，曾两次逃跑，但都被抓回来毒打、威胁。 郭小玲解释，当时她害怕跟任金明单独回去，是因为两人庭审前在法庭的安排下见面，任金明情绪激动，带了刀子，“我以为他要杀了我。” 任金明向新京报记者确认了他当时带刀子的事实，但“是为了防身，后来被法庭没收”。 郭小玲和任金明曾向聊城市检察院申诉，申诉理由为：“宁愿坐牢，不回甘肃与丈夫复婚的供述系编造的，且未当庭质证，不应采信，采信证据是错误的。” 2025年12月聊城市检察院驳回申诉通知书显示：经查，郭小玲供述多次表示不愿回原籍，且在庭审时亦明确表示不回原籍，讯问笔录、庭审笔录均有本人签字确认，经庭审质证，予以采信，符合规定，故该项申诉理由不成立。 2026年5月，郭小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诉状，请求改判自己无罪。郭小玲的申诉代理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表示，郭小玲是在被买家控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重婚，不具有主观故意，因此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且《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规定中没有补充例外情况，因此，凡“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均应适用其规定“不以重婚论处”，本案也不例外。 郭小玲的另一位申诉代理人、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郭鹏告诉新京报，当年的案件材料中并未提到《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的相关规定。“很可能当年地方的办案人员不清楚有配偶的被拐卖妇女不以重婚论处这条政策。” ▲任飞对照父母结婚时的登记照，为父母创作了一幅年轻时的画像。受访者供图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认为，郭小玲的行为形式上属于重婚，但不构成重婚罪。首先该案事实是否查实存疑。案卷材料显示：郭小玲被告知婚姻非法的情况下，表示“追究刑事责任我也不回去。” “她当时是否受到收买人的控制、威胁？这不一定是显性的，比如把她锁起来，有没有受到隐性的、精神上的控制？有没有言语上的威胁，导致她不敢走？这些情况仅凭被拐妇女的笔录是看不出来的。”陈爱武解释。 此外，陈爱武认为，郭小玲首先是被拐卖的妇女，属于受害者，刑法具有谦抑性，从立法精神上来说是惩治犯罪、保护受害者的，本案的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过于严苛，与立法精神相悖。正因如此，《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才会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认为，认定是否构成重婚罪，不应该由被告人事后的反应判断，比如事后是否愿意和原夫和好、是否选择买家生活，而是应该关注重婚时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她是主动、自愿与买家结婚的吗？还是在欺骗、强迫的情况下与之结婚。 陈碧表示，郭小玲重婚案案发时《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仍在生效期内，因此本案应适用其规定。 人贩子为何没有被追责？ 除了希望改判郭小玲无罪，郭小玲、任金明二人多年来不断控告，希望追究人贩子的法律责任。 根据重婚案案卷中问询笔录，拐卖郭小玲的人贩子，还将一名未成年女性卖给同村一个村民做妻子。 郭任二人不断多次到临清、灵台两地公安机关报警，并向临清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追究两名人贩拐卖妇女罪，以及买主李金玲犯收买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 一份2016年甘肃灵台县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显示，灵台县公安局在1990年5月受理了郭小玲被拐卖案，“经侦查，拐卖案件不成立。” ▲2026年夏天，为了申诉，郭小玲和任金明又并肩而行。受访者供图 在郭小玲任金明二人的不断控告下，2012年6月，山东临清市公安局以拐卖案对两名人贩子立案侦查，但三年后，公安因二人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案件。 同年，临清市人民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驳回了他们的自诉请求。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二人对三名被告人的控告，已过法定的追诉时效期限；二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们在法定追诉时效期限内提出过控告，也没有提供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解释，对于公诉案件，公安和法院认为郭小玲案超过追诉时效，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发生在1997年新刑法正式生效之前的犯罪行为，在追诉时效延长的认定上，应适用1979年颁布的旧刑法。而旧刑法仅规定嫌疑人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潜逃，才可以无限期追责，并没有新刑法规定的受害者报案、公安未立案就能永久追诉的条款。 根据1979年修订的旧刑法，拐卖人口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时长最高为15年，也就是说，人贩子拐卖郭小玲的时间是1988年，追诉期到2003年届满。按照这种理解方式，2012年，该案立案时确已过追诉期。 但接下来几年，两个专项规范性文件陆续发布，对上述司法解释做出了进一步解读，拓宽了旧案追诉时效延长的适用边界。 201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刑事追诉期限制度有关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显示，对1997年前发生的行为，被害人及其家属在1997年后刑法规定的时效内提出控告，应当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2019年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关问题征求意见的复函》，也有相应规定。 陈碧认为，人贩子的犯罪行为虽然是1997年之前发生，但依据上述两个司法文件，从理论上说，郭小玲及其家属只要在1997年之后、2003年之前提出过控告，就应当适用新刑法，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而是否提出过控告，在公诉案件中由公检法机关提供证据，比在自诉案件中让被害人自行提供证据更为合理。 6月23日，郭小玲的申诉代理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朋乐告诉新京报记者，山东省检察院受理了郭小玲重婚案的申诉。